提问：为什么《决定》第36条专门就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部署？

　　李雪勤：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决定》中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

　　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比较多的热点问题，也是影响反腐败成效的关键问题。大家的主要意见，概括起来，一是现在的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二是查办腐败案件受地方和部门牵涉太多，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

　　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都是为了更好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而提出的重大改革。可以预期，这方面的改革搞好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提问：《决定》提出要“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通过什么具体方式来体现？

　　李雪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大家知道，党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但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这条规定写入党章以来，一直没有进行过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表述。这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并且作出“两个为主”的具体规定，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

　　一是《决定》明确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掌握案件线索和查办腐败案件是反腐败工作的核心内容。在原来的习惯性程序中，不少地方纪委、基层纪委如果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报告，在得到同意后才能进行初核或查处。这样就给压案不报和瞒案不查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有的腐败分子就利用这种不成文的习惯做法逃脱了惩罚。如果案件线索的处置和案件查办必须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那么就能够对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形成制约，这样就从体制上解决了压案不报和瞒案不查的问题，有利于我们党更深入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惩治腐败行为。同时，这样做既强化了上级纪委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又没有改变同级党委对反腐败工作领导的主体责任。

　　二是《决定》明确规定：“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的重要举措。纪委书记、副书记是一级纪委的主要领导，承担着一个单位纪律检查工作的主要领导责任。他们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有利于强化他们同上级纪委的沟通和联系，有利于他们更加负责任地发挥职能作用，为各级纪委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更好行使党内监督权，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障。并且，由于提名和考察的主体仍在党内，干部的任免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程序进行，所以这样做同样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