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也受到了关注。从1925年赴苏联留学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有过密切的接触。有学者以时间为线索，根据张闻天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
■对彭真的历史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2012年是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学界对彭真的历史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学者研究了彭真与北京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认为：彭真是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在主政北京17年间，他对北京的政治、经济、城市规划、教育、民生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学者研究了彭真的党建思想和实践探索，认为彭真长期领导党的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经验和教训，探索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规律和特点。还有学者研究了彭真的民主和法制思想，认为彭真长期领导、主持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工作，尤其是1979年复出后，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和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工作的贡献
2012年，学界以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对胡乔木的思想和贡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有学者认为：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工作卓有建树。他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主要奠基者，是中央关于历史问题两个决议起草的重要参与者，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时期党史工作的主要领导者。
有学者总结和概括了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工作所做的卓越贡献，指出：他确立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主张党史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四面八方”、普遍联系等原则，党史编撰应坚持史论结合法、热情式解读法、开放式接纳法、科学客观严谨法等基本方法；他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党史思想，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规范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的研究空间。
■不能说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近年来，学界对王明的研究在史料发掘和观点方面都有突破。有学者对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是由王明领衔起草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邓颖超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起了关键作用，起草和修订的大量工作是在她主持下由中央妇委承担的。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后通过，王明向会议报告了《婚姻法》起草经过和理由。虽然王明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作关于《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但不能说是由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因为《婚姻法》草案是相关机关和团体对婚姻条例草案讨论修改后，由法制委员会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批准的。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作报告，只是履行他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的职责而已。
事件篇
关于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国共合作、皖南事变等历史事件研究的新进展
■中共“一大”：会议地点为何选在上海法租界
近年来，有学者从社会史视角来考察党的诞生，围绕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所作的研究认为：法租界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召开中共“一大”的重要原因。法租界俄侨众多的特点，也为帮助中共“一大”举行的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外国人活动提供了方便。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法租界成为中共“一大”举行的比较理想的场所。
■中共“二大”：解开“共产国际代表为何没有参加”之谜
关于中共“二大”研究，尚有未解开的谜团，尤其是关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名单的研究，学者指出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人说”、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的“12人说”、1980年后的“12人说”、21世纪初的“主流认证”与“多家争鸣”等四个阶段。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关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名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