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尽管有一个代表的名字尚未确认，但可以认定他也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中共“二大”有别于中共“一大”的一个特点——没有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鉴于中共“一大”的教训，这样可以避免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便于隐蔽，保证会议的安全。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之时紧急召开了中共“二大”，以致代表未经正式推选，各地代表不均衡，代表人数少，起草文件仓促，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未能出席。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共“二大”不是摆脱共产国际控制，而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

　　■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党内合作”的评价问题仍有争论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的。如何评价“党内合作”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党内合作”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是中共“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是国共两党双赢的形式，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党内合作”并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也有学者对“党内合作”持否定的评价，认为：“党内合作”政策是错误的决定，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混淆了阶级，限制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力量，助长了共产党依靠国民党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这种方式是马林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中国的翻版，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独立性，从而在大革命中不得不放弃领导权。

　　还有学者认为，应对“党内合作”方式进行分阶段评价：在合作之初，这一形式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工农运动兴起、国共矛盾日益激化，适时地采取“党外合作”形式，更易被两党接受，也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因此，“党内合作”的形式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应全盘肯定或否定。

　　■皖南事变：项英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

　　有学者对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进行了辨析，指出：“向南发展”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项英也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当时中央在形势判断上存在失误，但项英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学者认为：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暴露行动目标，从而给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

　　■延安整风运动：客观地分析了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和不足之处

　　近年来，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有学者概括了延安整风的五大历史功绩：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对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也有三个缺陷：路线斗争出现过过火批判；“抢救运动”出现过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形；因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历史决议”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分突出个人的情况。

　　有学者强调，要廓清对延安整风运动一些错误看法，澄清一些被颠倒的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指出：延安整风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打击异己”的权力斗争；延安整风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不是“互相猜疑和防范”。

　　■人民公社：“第一个人民公社”并非嵖岈山卫星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