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制度绩效问题，指出：作为一种在总体上并不成功的制度安排，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存在20多年，与它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推动农业基本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农村社会保障、普及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所发挥出来一定的制度绩效是密不可分的。但也正是在发挥这些制度功能的同时，最终也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命运。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具体问题方面，有的学者对“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最早使用“公社”名称的大社是浙江诸暨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大社第一个使用了“人民公社”名称；嵖岈山卫星公社获得“第一个人民公社”的称号，主要是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专题篇

　　关于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代会等专题研究的新看法

　　■革命根据地研究：苏区研究引入“地缘革命学”概念

　　近年来，关于革命根据地研究进一步深化。关于苏区的研究，有学者引入“地缘革命学”概念，认为：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因素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还有学者认为，苏维埃革命的张力，在1933年-193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极限，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资源，都不足以应对。

　　■抗日战争研究：对“速胜论”的一种新看法

　　有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速胜论”进行了研究，指出：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舆论代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

　　■解放战争研究：对“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的新看法

　　关于斯大林在解放战争后期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没有明确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没有使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想法。苏联战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苏美关系的大局始终决定着斯大林此时的复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斯大林双重的对华政策和复杂意图。这是毛泽东多次说起斯大林“阻止我们过长江”的原因。

　　■党代会研究：更加注重对大会历史细节的挖掘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党的历史的重要环节和重要视角，随着十八大召开而更加受到广泛关注。有学者盘点了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会议的议程和议题、会议的代表和代表的党员、会议的开会方式和宣传报道、会议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等作了述评。有学者通过对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细节的挖掘，从一个特定角度回顾了党代会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中共党史研究。

　　党代会报告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十八大召开之前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特点和新意进行了研究，指出：深化党代会报告研究，对于加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研究，对于全面系统地加强中共历史基础理论研究很有意义。

　　■“党史文化”研究：拓展了党史研究的新领域

　　“党史文化”是近年来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范畴和新领域，尤其受到了关注。学者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关于“党史文化”的形成和内涵的界定。有学者指出，“党史文化”体现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是核心，制度文化是保障。从广义上讲，“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研究、运用、宣传党的历史的过程和结果。